日升昌的票号是什么意思？
日升昌票号是一种金融机构，类似于钱庄。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商埠重镇。日升昌票号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黄金时期年汇兑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主要原因有3个，分别是积累比较雄厚、经营活动需要、商号之间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延伸阅读
日升昌票号的衰败原因是什么？
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号的衰落时期。
同时由于受资本主义金融势力侵入，国内银行的建立以及清政府垮台和两次革命的影响，日升昌票号设在南方的网点(日升昌票号的网点主要设在南方)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样一来，兴隆显赫的日升昌票号便一蹶不振，财东李玉峰被迫躲到大女儿家。
最后，由梁怀文组织了日升昌的一些干练伙友，到各分庄清理债务付给债主，到1923年，零星债务已清理得差不多了，搁浅数年的日升昌票号易主改组，仍用日升昌名义开设钱庄。
票号的起源和发展？
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
咸丰、同治（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
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什么原因导致“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破产？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该号之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
《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原因，兹节录其文于下：“日升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其东家李姓，山西平遥人。同、光年间，其营业之发达，实为同行之冠，各省设立分号二十四处，其殷实可知。以如此殷实之票号，忽然一败涂地，其倒闭原因有以下数端：一、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项，未革命之先均 日升昌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此又一也。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项亏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项，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有此三种近因，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创立有何传奇故事？
这是中国第一家票号，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西大街。始创于清代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从此结束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形式。 如今的日升昌票号已改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共设有20余个展厅，大体上分为史料展示和原貌展示2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在“柜台”大墙上，有当年日升昌创造的顺口溜，这是兑换汇票的一套密码，里面暗藏汇票的时间、地点、金额等内容。“会客厅”大炕头旁边的火炉煤灰底下，更是日升昌的金库入口。
中国第一家票号叫什么名字？
写一个公司的名字吧，不对，那个时候，还不叫公司，叫钱庄。清朝末年控制了中国金融界半壁江山的日升昌票号。这个名字厉害在，正着读，是日日升日日，反着读，也是日日升日日。对于一个金融企业来讲，这名字是他们最好的诉求。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日升昌票号成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金出资与总经理雷履泰共同创办。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什么？
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李箴视。清代中叶，由于物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在历史上全国共有票号51家，山西有43家，而在平遥这座玲珑小城之内就有票号22家，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就诞生在平遥县城西大街。 “日升昌”曾在全国设有许多分号，有”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称誉。日升昌曾以“天下第一”、“汇通大下”而闻名，其分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汇兑业务。
日升昌票号的诞生和发展是什么？
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 咸丰、同治（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 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 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的机会来了，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阵线”。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 “日升昌”终于迎来它扬眉吐气的一天。鉴于票号为国家筹集银两有功，光绪皇帝亲赐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汇通天下。此后官家借助票号周转银两，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票号与政界也有了许多私下往来。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也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 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也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新设了电报汇兑业务。至此，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似乎是中了物极必反的法则，高峰的到来也就是末日的开端。随着列强的入侵，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商业场所又遭到大面积破坏，财富更是被大肆掠夺，以脆弱的民族资本对抗大举进入的外国资本，无异于以卵击石，金融危机、商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开始的时候，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存款、放贷还在其次，可见其功能着重于贸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筹集。汇兑的主要收入为汇费，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票号汇兑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一般情况下，每100两银子，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如此高的利润是今天的金融业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