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的生世，最可采信的，当然是出于 《史记·孔子世家》。然而，也正是《史记·孔子世家》里的话，引发了关于孔子生世之谜的联想与猜测。
《史记·孔子世家》里是这样说的：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司马迁对孔子出生的年份作了断定：鲁襄公22年，即公元前551年。
具体的出生时间，一直具有有争议，《公羊传》作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公元前552年9月28日）；《谷梁传》则作同年十月庚子日；《史记》则作次年，不记月日。孔子五十一代孙金代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将孔子的生日定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但后世对此仍存有争议。然而，现在官方认定孔子生日即为9月28日。近些年来，很多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均吁请当政者将中国教师节定为9月28日，但迄今未有说法。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就这句话，因为司马迁没有给予更为详细的解释与说明，所以，两千多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一般人认为，“野合”就是野外媾合。但从司马迁对孔子所持的态度与立场看，司马迁的原意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
唐代司马贞、张守节在《史记索引》《史记正义》里是这样解释的：
梁纥年老（60多岁）而徵在年少，他们的婚姻“不合礼仪”，故云“野合”。
但这种说法，于史无凭。因为，人们到现在都没有查证到周朝婚姻“不合礼仪”于是就叫做“野合”的根据。
另有人认为，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所谓“野”，乃就礼聘不备而言；“野合”即未经媒聘而自由同居。同居期间，徵在曾去尼丘祷子。尼丘，即尼山，沂水发源地，距梁纥的陬邑约10里路。相传尼山上有一天然石洞，石洞内有石床、石枕、石几，皆系天成。此处名坤灵洞，坤灵，即女神或女神显灵之意。可能就是徵在祈子的地方。
还有一种说法，与一般人认为的“野合”之说相似。刘方炜在《孔子纪》中认为：孔子出生于十月初。其依据是：“高禖”（即“郊禖”），是商朝遗留下来的习俗，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还流，以男女郊外野的方式而流行的一种婚配风尚。具体而言之，是在每年的仲春（周历二到三月，夏历十二月至来年一月，今公历一至二月），男女去郊外某些特定的地点欢会、野合。刘方炜认为，叔梁纥和颜徵在就是在此种风俗之下私下结合了。
禖：古代求子的祭礼。也指赐子之神。
鲍鹏山在《孔子传》中看来是采信这种说法的。而且，他认为这种说法“非常精彩”。
鲍鹏山认为刘方炜的说法与刘所持孔子出生于十月初时间上吻合，与现在官方认定的孔子出生于九月二十八日也接近。
鲍鹏山进而认为，这种私下结合，极为合礼。
鲍鹏山认为，“郊禖”不仅不是“私下结合”，反而是“受命结合”。
鲍著中援引《周礼·地官·媒氏》：
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
鲍著引此说法，固然是想表明叔梁纥与颜徵在的结合是符合周礼之规定的。这样就推翻了司马贞和张守节所认为的“不合礼仪”之说。
当然，司马贞和张守节之说，确实有不妥之处。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为什么当时会有“令会男女”之说呢？这是与“春祭”有关的。春耕之时举行祭天、祭祖活动，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地方保留着这样的习俗。这是因为，春天之时，万物萌动，万物生长，而男女之合与农作物的春播秋收有相似之处，于是，男女婚嫁之事与生殖活动，就自然与农业生产活动联系起来了。
此外，这种说法符合《周礼》的思想。因为，在古人看来，天之行也，春种秋收。自然界与人世间也是一样的道理。
即如王位，古人的解释也是如此。
由商朝以来，所有帝王都认为自己的王位受于天命。
《诗·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征）域彼四方。”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在古人看来，是与上天与大自然四季相应合的。所以，“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也就是一件符合礼仪之事。
现在，更多的人，其实是纠缠于叔梁纥与颜徵在的年龄差距，以为“老夫少妻”的年龄悬殊存在着“野合”的原因。
这里，我们可能用得上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件事：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问题，至少在典籍之中，并没有查到有关年龄悬殊不可成婚配的依据。
而关于孔子出生的问是，我们觉得钱穆先生的《孔子传》讲得比较中肯。现摘录于下：
《史记》称叔梁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有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至谓叔梁老而征在少，非婚配常礼，故曰野合，则是曲解。又前人疑孔子出妻，实乃叔梁纥妻施氏因无子被出。孟皮乃妾出，颜氏女为续妻，孔子当正式为后。语详江永《乡党图考》。
在钱穆先生的论述中，所谓“叔梁老而徵在少，非婚配常礼”，是一种曲解。而在这一论述中，“孔子当正式为后”，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证据。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话后面所指向的是：叔梁纥是贵族身份，而贵族身份则是孔子作为这一贵族的后裔与传人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颜徵在，是叔梁纥所娶的正妻。既然是正妻，在贵族这里，当属于明媒正娶，有高媒与书契可以为证的。否则，孔子也便不会在其后被人称为“陬人之子”。至于人们称孔子为“陬人之子”，则说明孔子的父母婚配，在当时，是被人们接受与认可的。而叔梁纥的贵族身份，以及叔梁纥的婚姻，是得到颜氏家族的认可的，否则并不会将最小的女儿许配给叔梁纥。
至此，我们可以说，“野合”之说，可以得到了一定的解释。孔子父母的“野合”与现代语境中的“野合”应该不是同一种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