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的特点
20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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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三座高峰，可是较之唐诗宋词，元曲似乎“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是，如果能抽一点时间、读一点元曲，你会惊奇地发现，元曲原来是那样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令人赏心悦目、笑口常开，其中许多篇章还能引发读者深深的思考。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王亦高老师，带领大家探胜元曲。
王亦高，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新闻界》期刊栏目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首届“明新卓越教学奖”获得者。
授课音频
元曲探胜
一
众所周知，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三座高峰。可是元曲远没有唐诗宋词那么受人青睐。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背一首唐诗或宋词恐怕不是一件难事，可要让他背一首元曲大概就要卡壳了。在成年人中，多数对唐诗宋词还是略知一二，不过要是问问他对元曲有多少了解，恐怕也是一脸茫然。
在今天这个多元文化并生、诗歌园地百花齐放的年代里，如果能抽一点时间，读一点元曲的话，你会惊奇地发现，元曲原来是那样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实在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妙文字，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笑口常开，其中许多篇章还能引发读者深深的思考。
二
中国的元代从公元1271年开始到1368年结束，时间虽不足百年，但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元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土地上300多年来政权并立、疆土分裂的局面。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交流，各民族文化也相互取长补短，彼此增进。
在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空前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得汉族文人儒生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当时有“七贼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生不仅失去了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机会，而且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其地位连盗贼妓女都不如，仅仅高于乞丐。请看钟嗣成笔下的穷书生潦倒的模样：
“风流贫最好，村沙富难交。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开一个教乞儿市学，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钟嗣成《醉太平·落魄》】
帽子不能“戴”，只能“裹”，其实就是一块破布；衣服不合体，半长不短且破烂不堪；就连一个小小的腰带也快要断了。读者会想，一个满腹才华的饱学之士如何竟沦落到如此地步，这是谁之过？这就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可是整首曲却充满自得其乐的情趣，这表明了作者对官场的彻底绝望，他已经完全脱离名利场而投身于人民之中了。这首曲即是元代文人生活状况的绝佳缩影。
周德清的《折桂令》也是一首写文人生活的名曲，他是从生活必需品说起的：
“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儿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周德清《折桂令》】
柴米油盐酱醋茶——周德清总结的这“七件儿”，日后成了人们公认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或许也只有在元曲中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唐诗宋词是不屑于提及这些的。而物质上的困顿，精神上的失意，使得元代的文人不得不各自寻求自己独特的生活出路与心灵归宿：他们或隐逸山林，著书立说；或混迹江湖，与盗贼为伴；或进入市井勾栏，与戏子歌女为伍。总而言之，文化压迫迫使儒生离开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其实也是走向了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
地位的低下使元代文人们深切了解了人民的苦难，自己的不幸又激发出他们创作的热情。他们不再为仕途的进退而苦恼，也就彻底抛却了束缚思想行为的枷锁，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因此，比之前代文人，元代文人更敢于仗义执言。这就是元曲最突出的特点：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和强力批判，这更是唐诗宋词无法企及的。无妨看看无名氏作品《正宫·醉太平》。
同类型元曲作品更多地见于元剧曲之中，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其代表作。窦娥临刑前有段唱词道：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关汉卿《窦娥冤》】
窦娥是一个几乎逆来顺受的良善女子，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糊里糊涂地被昏官错判成杀人犯。窦娥呼天抢地，骂道，天地呀你本该明辨是非，可怎么颠倒了盗贼和好人？
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传统文化与人民大众的紧密结合，使元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艺术风格都迥异于前代。也正因为如此，元曲对社会黑暗批判之强烈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应该公正地说，正是元曲发出了封建社会中人民反抗暴政的时代最强音。张养浩那首著名的《山坡羊》其主旨也差不多：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自古以来在诗歌中关注人民苦难的作品不少，但这首曲特别引人关注的原因是其视角的独特。作者不仅看到了战争时期、灾难时期人民的苦难，也看到了和平时期、稳定时期人民的苦难，这是极为难得的。
三
从形式上讲，元曲的勃兴还与异族音乐输入中原有密切关系。在元初艰难的岁月中，人民的心中万般痛苦，他们需要呐喊，而中原传统的委婉音乐与词令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精神的需求。反之，金代、元代少数民族那粗犷响亮、高昂激越、节奏快速强烈的音乐旋律以及伴随胡乐的急切而直白的歌词才更符合人民的心理需求。一种全新的流行乐曲和填词方式顺势而起，取代了原有的诗词模式而成为元代文化的主流，这就是元曲。
元曲按地区分为南曲和北曲：南曲兴于南宋，流行于江浙一带；北曲兴于金元，随着元代蒙古族征服全国，逐渐由北而南风靡各地。元曲又按种类分为散曲和剧曲：散曲是独立的唱曲，而剧曲则是戏剧中的唱段。散曲又分为小令、套曲和带过曲：小令是一段单一的曲词；套曲是由多个曲牌连缀成套的曲词；带过曲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由二至三个曲牌连接起来的曲词。
有人说“曲由词变”，即是说元曲是从“词”发展来的。不能否认，曲与词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是发源于民间的文学，同是由乐填词、亦诗亦歌的形式。但是，元曲又与传统诗词大异其趣，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元曲来自民间最底层，反映现实生活图景更鲜明，语言更犀利、明快、戏谑、生动，多用白话，贴近生活，俗而成文，俚而成趣，一反传统文人词章的儒雅风格，更加自由、开放，充满市井气，是当时底层人民更加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这些特点是诗词通常不具备的。譬如无名氏作品《朝天子·志感》，基本就是白话：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特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挫折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朝天子·志感》】
有鉴于此，“曲由词变”的说法颇受后人质疑。实际上，完全肯定或否定的说法都有问题。中国诗歌是渐进发展的，前后都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元曲与词的关系无论亲疏，它都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形式而大放异彩了。
元曲也有曲牌，这和词有词牌一样。曲牌规定了每首曲的长短和句式。但是，曲和词不同的是，一首词常常有上下片，甚至多片，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曲常常有两段甚至三段歌词一样，唱起来有回环往复的感觉。而曲没有上下片，只有一段，称为单调。这是因为曲多以叙事形式出现，所以不方便重复歌唱。譬如下面这首著名的小曲，几句话，就是一个小故事，因而绝不可能分片：
“讲诗书，习功课。爹娘行孝顺，兄弟行谦和。为臣要尽忠，与朋友休言过。养性终朝端然坐，免教人笑俺风魔。先生道学生琢磨，学生道先生絮聒，馆东道不识字由他。”【张鸣善《普天乐》】
先生讲了好多道理，让学生好好琢磨；而学生还是个小孩子，早就听得不耐烦了。他嫌先生说得太多，唠唠叨叨，听不明白都说了些什么。矛盾出现了。不得不由花钱请先生的学生家长出面打圆场。家长说，孩子还小，不识几个字，哪能懂那么多大道理？就由着孩子爱怎么说怎么做，随他去吧。故事到此结束。
除了不分片之外，元曲还有其他一些形式标志。譬如，用韵密集：词可以隔行押韵，曲几乎句句用韵。另外，词牌对词的句式、断句、字数、平仄要求严格，不能随意增减，而曲牌则相当灵活，可以平仄韵通押，必要时可加衬字。这就使曲的创作更方便，百姓也更易于接受，更加喜欢。
直到今天，在每首曲的标题前面，人们依然习惯于标明调式和曲牌，虽然它与曲文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元曲创作的传统，人们还是一直坚持这样做。不熟悉元曲曲调和曲牌的读者不必深究其意义，记住名称即可。
下述三首作品，内容各异，但都是句句押韵的作品，读起来如同歌唱，甚是好听，因而知名度甚高，流传甚广：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陈草庵《山坡羊·叹世》】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贯云石《红绣鞋》】
四
上述例子已可见元曲语言的幽默诙谐，这也是唐诗宋词无法企及的。我们无妨再看看王和卿的《醉中天·咏大蝴蝶》，更有典型意义：
“挣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地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王和卿《醉中天·咏大蝴蝶》】
本曲的背景是，在元代中统年间，燕市（即今北京）出现一只蝴蝶，其大无比，令人惊异。王和卿借这只蝴蝶写出了一首极度夸张的曲作。作者把这只蝴蝶设想成一个威力无穷的扫荡者，把坏人们一扫而空。这样的比喻真是夸大其词、前所未见，却大快人心。
再看另一首曲《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作者是杜仁杰。这是一首套曲，很长，无法全文援引。但这首曲，记录保留了我国元代市井中演出元杂剧的实况。曲中通过一个对戏剧演出毫无所知的农村庄稼汉的眼光和思路，把读者带进元杂剧演出的勾栏之中。这位庄稼汉看见舞台以为是钟楼，听见锣鼓声以为是迎神赛社，看见演员们化妆以为是脸上涂了石灰，看见把棒槌打破了以为是把人脑袋开了花。总之，一切都那么生动有趣。最后一节写到：“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枉被这驴颓笑杀我！”这几句话写得活灵活现——虽然话有点糙，其实很符合实情——也写出了元杂剧演出的良好效果。正因为这首曲的内容别开生面、轻松活泼，语言更是诙谐戏谑，生动有趣，使它成为人人喜爱的一首作品，也成为我国戏剧史的珍贵史料。
五
元曲的作家和作品数量实在不能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根据文献资料的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元曲作家不过200多人，作品有小令3800多首，套曲400多套，杂剧160多种。然而许多优秀的元曲作品不知作者是谁，统称为无名氏作品，数量相当可观，不过质量参差不齐。元曲前期的重要作者，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代表人物是元好问、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元曲中后期的重要作者则主要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宋方壶等。这里需要顺带着指出的一点是，元代中后期，文人们对故国的思念和对新朝的抵触逐渐减弱了一些，愤世嫉俗的不满亦有所减退，曲风因而更多了一些哀婉，而不是此前的泼辣。譬如元末明初宋方壶的作品《斗鹌鹑》，看来完全是幽怨抒情的路子了：
“落日遥岑，淡烟远浦。萧寺疏钟，戍楼暮鼓。一叶扁舟，数声去橹。那惨戚，那凄楚，恰待欢娱，顿成间阻。”【宋方壶《斗鹌鹑·送别》】
总结起来可以说，中国诗歌发展到元代，诗、词、曲三种形式已经齐备。人们常说“诗庄、词媚、曲俗”。意思是，“诗”比较典雅、严肃、庄重，多用来“言志”；而“词”比较通俗、轻松、娱乐，多用来“言情”；“曲”则更加诙谐戏谑，激昂慷慨，多用来鞭挞讽刺和再现生活。在元曲出现以后，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就没有更多新的变化了，只是在诗、词、曲三种形式中转换摇摆。所以有人说元曲是中国古代诗歌形式中最后的辉煌。曲在元代出现，并随即达到高峰。但在当时的文人眼中，曲始终被认为是俗曲小调，难登大雅之堂。有地位的文人是不肯作曲而只愿意作诗填词的。这也是元曲数目远逊于诗词创作数量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元曲有着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更难得和珍贵，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正如清代末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总结的：“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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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