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家地西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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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读宋永红的自述让我眼眶潮湿，这是目前为止读我们的艺术家自述我不曾有过的经验。宋永红的很多画让我联想到基里科，有的画还会让我想起卢梭，但是宋永红的作品打动我的肯定不仅仅是其中基里科的气息和卢梭的色彩。除去任何一位自成体系的艺术家都会有的从生涩到醇厚的艺术生长轨迹，除去大多数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里都会有的西方元素，我热爱的其实是宋永红作品里中国城市的味道：我们的闹市，我们的胡同，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操场，我们的公共浴室，我们的手术室，我们的筒子楼里的公共卫生间，还有我们的筒子楼里的爱情……我似乎闻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甚至90年代初那些微风拂面的日子里少有的通透，那时的我们肯定无法想象——三十年后我们的图书里宋永红作品中的裸体会重新被打上马赛克。如果这种轻轻的反抗、隐隐的无奈、淡淡的无聊都退回到不能示人的地步，我们的当代艺术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我们愈发理直气壮的红轮倒转让我变得感伤。1918年冬天，梁济诀别这个世界时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的回答吱唔敷衍：“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或许，还是西方人认定的这句中国诅咒：“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2019威尼斯双年展主题）更能平复我们一百多年来的无所适从吧。
北京的许多地名儿很有意思。我没有研究过民俗和地名儿，我是瞎猜，主要觉得有些地名儿有趣儿，比如“奶子房”据传是古时候奶妈们候用的地方，“来广营”是过去屯兵的地方，“回龙观”肯定当初有一个道观在那儿。而望京的“花家地”是否过去住着很多花农呢？并且这个“花家地”听谐音像是“画家地”，现在我觉得就应该是画画的人待着的地方吧。
1999年底我听从朋友林晓东的劝说把工作室从东城区帽儿胡同21号院搬到了望京花家地西里116号楼602室。望京那个时候在北京的地理位置上显得相当偏远，我们这帮人里最早来望京租工作室的是陈文波，我还记得小波的工作室先是在花家地北里，后来搬到了花家地西里117号楼，再后来大家都陆续搬到花家地西里116和117号楼。这两幢楼的形状很有趣，像俩大写的l躺在地上，两个l相互环抱，有点太极八卦的意思。在这里可以把房间里的隔墙拆掉，八十多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打掉厅和卧室的石膏板隔墙可以有个三十多平米的画画空间。第二个搬到花家地的艺术家是曾浩，第三个搬过来的是张晓刚，林晓东比我早搬过来，我是第五个搬过来的，再后来搬过来的艺术家和朋友有些记不清顺序了，何森、马六明、任小林、杨逸夫妇、邱志杰、韩丛武、奉正杰兄弟、小杨劲松、温子，以及殷双喜夫妇等等都住进了这两幢楼里。
从花家地西里116楼看出去的风景2003年
能成为一个所谓职业画家是因为我任教的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1996年停发了我的工资，终止了我的教学工作。我当时在学校担任基础课教师，教学生素描和色彩。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学生们还只是高中生。有一天校长对我说：你不适合在学校任教。原因是我送了一本我个人的画册给校长，是1995年由香港汉雅轩画廊出版的《灼热的现实》的画册，可能是因为画册里有些绘画有性的描写，但是我仅仅是送给校长并没有在学生课堂传播。那个时候我想：这还是一所艺术学校吗？我知道画册只是一个说辞。
宋永红在北市工艺美术学校宿舍进行创作1994年
为了争取应得的权益我和学校谈判了一年多才调离工作了八年的单位，可这一年多的谈判和纠结像一场无助与愤怒的恶梦，让我心情极度压抑。虽然最后争取到了自己的权益和利益，但我内心仍然是失败的，不知道是谁战胜了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在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学校为了逼迫我离开，不断给我施加压力，甚至把宿舍楼三楼原来的青年教工宿舍除了我这一户之外全部变成了学生宿舍。学生下课后异常吵闹，另外晚上到点儿就锁楼道门，进出受限制，到点儿拉闸熄灯。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我已经疯了！
有一天上午我醒来时感觉身体怪怪的，两腿之间好像夹着个小板凳，会阴处又似被木棍撑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烦意乱，无所适从。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生病了，这种不适的感觉持续了十几天的时间，我终于忍不住了，去医院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慢性前列腺炎，多新鲜的一个词儿啊！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是前列腺炎？医生说；前列腺炎多发于中青年男性，你的炎症由急性转慢性了，很难治好，这个病甚至会影响生育，必须戒烟戒酒，早睡早起，性生活要规律，另外要每天坐浴。我问：什么叫坐浴？医生说；就是把温热的水倒在盆里然后泡会阴处，这样能缓解前列腺疼痛和会阴下坠的感觉，再就是要长期服药。我才三十多岁！就这么完了！这是啥病呀？而且吃药完全没有效果，每天只要醒着前列腺部位就持续的难受。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二叔去世前的样子，二叔得了胃癌，到省城太原大医院看病，住在我家里。二叔已经是胃癌晚期了，我家有两间卧室，在其中一间屋里，二叔疼得钻到写字台底下呻吟着，另外一个房间的餐桌上陪二叔来看病的三叔与父亲推杯换盏，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可能是我太难受了，让我忽然想起了当年的二叔，而此刻周围的学生们嘻笑打闹刺激着我敏感的神经。每天我只有坐浴时才能缓解，也只有洗一个热水澡时身体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今年（2020年），我的一个朋友恰巧也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交谈中我告诉他我当时的感受，他立刻明白了我画“慰藉之浴”的最初原由。
宋永红作品：慰藉之浴手稿，200026*25cm
宋永红作品：慰藉之浴，2001
200*150cm，布面油画
宋永红作品：慰藉之浴手稿，200327*19.5cm
1997年下半年我彻底离开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在东城区帽儿胡同21号安顿下来。1998年4月1日女儿宋香泥出生了。女儿降生时正是午夜，我在产房的窗外守着，内心充满喜悦，我当父亲了，而十月怀胎的妻子真的不容易。感恩生命的奇迹，新生命令人感动，确实给生活注入了希望，这种生命的奇迹不需要想像，是看得见的奇迹！新生命的到来使我暂时忘却了焦虑和痛苦。
宋永红与妻子、女儿（左起：宋永红，宋香泥，周桂兰）在北京东城区帽儿胡同21号
1999年
我的艺术创作总是伴随着生活的步伐，有时会被一些感悟启发而激情高涨，有时又会落入寂寥而举步维艰，艰难的时候就是被那个所谓的瓶颈期锁住了喉咙。曾经有过的那些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与今天现实中我的真实内心世界已经渐行渐远，我感觉被世界抛弃了，内心里充满了抑郁的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在租住的小工作室里渡过。病痛依然没有尽头，我开始看一些关于宗教的书，甚至企图通过打坐调整身体状态，打坐时还出现过幻觉：漆黑的夜里忽觉头顶前方金光灿烂，似乎有神降落，像是耶稣，心里还奇怪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佛祖呢？纯粹是主观臆想，身体不舒服时就各种尝试，瞎折腾。
一天傍晚几杯酒后，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我拿起电话听到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我以为是谁恶作剧打错了电话，正在疑惑中电话里含混不清的声音居然提高了嗓门儿，似乎在叫我的小名：小永！小永！我震惊了！眼泪一下流出来了：妈！是你吗？你怎么了？怎么这样了？！不敢相信那个带着河北乡音的中学语文老师竟然表达不清自己了。妈妈的脑血管出了问题，是突发性的。妈妈和爸爸还有兄长宋永平都生活在太原，爸爸很早身体就不好，这么多年一直由母亲照顾父亲的生活，这下妈妈也病了。一连串事情的发生似乎暗示着命运走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这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有宗教信仰，我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宗教信仰。而我喜欢的艺术不是宗教信仰，艺术是我理解生命的通道。
有人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我的艺术里现实的遭遇往往会折射到我的绘画作品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浙江美术学院的时候，真实的校园生活才是我能触摸到的艺术，我总是围绕着我的一些经历进行创作，像日记一样，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编造的。九十代末我失去了关照现实的热情，现实生活太庞杂，再也没有吸引我的地方。我对现实充满厌倦，每天睁开眼看到的这个世界让人痛苦，我没有了热情，也失去了想像力。1998年到1999年有几件作品画得很吃力，比如《浴缸里的情侣》、《夜·旗》、《河边风景》、《公共浴室》和《光》。说来也奇怪，很多年以后回头再看这几年的作品时，其实并不是自己当时感受的那样不堪，反而是作为好作品留了下来。艺术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宋永红作品：夜·旗，1997150*110cm，布面油画
宋永红作品：河边风景，1997
150*110cm，布面油画
宋永红作品：光，1998150*150cm，布面油画
1999年11月24日我搬完最后一车东西正式入驻望京花家地西里116号楼。一天在楼道里碰到张晓刚，晓刚兄说：听说你搬过来了，改天喝酒吧。就这样算是打了照面，其实那个时候我和晓刚兄并不十分相熟。可毕竟张晓刚是兄长又是前辈，另外关键我们都是画画的，简单的几句话便有了几分亲近感。
宋永红在望京花家地西里116楼602室1999年11月24日
在花家地西里豁然有了一个将近四十平米画画的空间，这也是我第一次租这么大的工作室，非常高兴。然而真正的问题还要面对，到底画什么呢？深夜我把书架上所有的画册打开摊在画室的地上，其中有我自己的画册，有兄弟们的，还有国外大师的，满满一地，没有头绪的感觉让人崩溃。其实总结过往的时候，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让自己相信的理由很重要，这个理由也许非常个人。花家地西里的夏夜，我与小波（陈文波）聊艺术的主观化，尤其是绘画，主观的造型是进入画面的第一步，客观的表达是相对的，主观化才能让我们获得绘画的自由。有一段时间我走到了绘画的技术层面，当我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是认识角度发生了?碍，而不是绘画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有表达的愿望才更重要，而材料和技术是伴随表达需要的运用。
有一次张晓刚来我工作室串门儿，指着墙边那幅《公共浴室》说：这张画有意思。我与晓刚兄讨论自己的困局，晓刚兄说：你应该研究一下美国的极简主义，你可以试着做减法，你现在的画都是做加法的过程；打个比方说当别人问你是画什么的时候，你能用一句话描述自己吗？晓刚兄的说法让我感到十分新奇。
宋永红作品：公共浴室，1996150*150cm，布面油画
宋永红与张晓刚（中）、王易罡（右）在北京2000年
从绘画题材上说，画洗澡、画浴室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在浙江美术学院的那组《校园生活》里，以及之后的很多年里，似乎过几年就会画一幅和浴室有关的画儿。我在想：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画一个题材，那就尝试一下画洗澡吧，这样画的元素可以单纯而清晰。造型的主观性恰恰是画面的灵魂，没有了日常叙事羁绊，我一下子就和过去的画拉开了距离。我试着画了一张，异常兴奋！我把颜色处理得很单纯，水带着重量的质感，或粘稠缠绕或冲洗击打着身体，这一切立刻与我疼痛的身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画画的过程中我甚至感觉到画面里升起了神性，看着水的包裹和流动，我的内心产生巨大的安慰感，一种失败的肉欲在痛苦中挣扎。那个时期我睡得很少，夜晚甚至在酒吧喝完酒回到工作室，还能继续画到天亮，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把激情澎湃的创作状态。
宋永红作品：浴室，1985
36*70cm, 水粉
宋永红作品：校园生活之陌生环境之三，1988110*80cm，综合材料手绘
宋永红作品：慰藉之浴，2000170*150cm，布面油画
宋永红作品：慰藉之浴手稿，2002
2000年11月1日妈妈去世了。去世前的两个月妈妈陷入昏迷状态，我一直守在病床边，我知道这是妈妈的意愿，她老人家让我陪她最后一程。妈妈离开的那天上午，我在医院的阳台上看见了漂亮的蜂鸟在飞。我哥和兄弟们在医院料理后事的时候，我跑回家告诉正在午睡的爸爸说：妈妈走了。爸爸问：你妈去哪了？我说：去世了。望着爸爸的眼睛，我看到了深深的空洞与无助……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5月24日，一辈子都是由妈妈照顾的爸爸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父母是挡在死亡前面的一道保护墙，一下子我感觉自己成了孤儿，死亡如此真切的摆在面前。是的，生命是一场体验，而艺术就是要表达这种体验，生和死的强烈感受忽然间都发生在这几年里，1998年女儿的出生带来了生命的喜悦，2000年前后父母的相继离世让我面对死亡的真实存在。生命如此灿烂，生命又是如此脆弱，痛苦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这便是生命的意义吧。
宋永红和父母、妻子1994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绘画从八十年代的校园生活转向了社会大舞台，而2000年后我又有这样一段关照内心的时期。艺术作品可遇不可求，我无法计划我的创作，它就像树叶就像果实，春天发芽，秋天飘落。
2001年栗宪庭老师为我的首次个展起了“慰藉之浴”的名字，并专门写了“自慰的愉悦——宋永红的洗澡系列”的文章，差不多同时邱志杰说：永红我给你的洗澡写篇文章吧！于是有了“一个现代主义的驱魔之浴”的文章。
在花家地西里生活创作的四年左右里，可以说每一个艺术家都收获丰厚，那是沸腾的四年，大家在一起讨论艺术、讨论生活，至今难忘，谢谢每一个朋友，感恩每一个交谈的深夜。
与马六明（左）、任小林（右）在花家地西里宋永红工作室2004年
宋永红（中）与花家地西里的艺术家2001年
2004年以后大家陆续搬离了花家地西里。2005年我把工作室搬到了昌平区百善镇上东廓村。再后来我的病痛也痊愈了。面对新工作室我又有了那种创作的瓶颈感。其实我一直是幸运的。
宋永红位于昌平区百善镇上东廓村的工作室2016年该工作室被强制拆迁
宋永红
2020.7.15 于北京宋庄北大寺艺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