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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出身是什么

我有一种自名的“填表幽闭恐惧症”,一拿到需要阐明自己来历的表格,就好像进入密闭或者拥挤的狭窄空间,会焦虑,手发抖腿发软;一旦离开表格,迅速恢复正常。

到现在都对表格上的栏目糊涂,比如啥叫“籍贯”,就一直不清不白。若是指祖籍地,即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那么我对祖父一无所知,我出生时祖父祖母皆已过世。我之所以反复填写“安徽界首”,是因为它是父亲的出生地,祖父出生在哪里天晓得。

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家没有家族史,只有父母和我们的新中国断代史。

我始终没搞明白的是,自我介绍履历的表格,和我祖父有何关系;我一无所知的“界首”因此要活在我的表格上,而我自己的出生和情感根基蚌埠却被排挤。

我对不知道作用的栏目会产生未知的恐惧。

这是有来由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家庭出身的严格定性、审查与重视,是匪夷所思的。

身份来历表明着政治倾向性,其色彩必须要明确。

通常界定出的红五类算是根红苗正,它指的是履历表上出身填写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等的一大批人,后来也泛称他们的子女出生家庭成分为红五类。

1966年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说:“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就连加入红卫兵都明确应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而被标注出黑五类的孩子,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谈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歧视,能进入到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行列便是万幸。

家庭成分不好,你貌若天仙也是个天生的次等货,哪个红五类的要了你就是降低身份给予你恩赐。

我从小学起就常常要面临填写这样的表格,上面有“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那样的栏目。

一到这个时候我父母就犯愁了。

我们家是典型的黑五类,父亲是旧政权的军警,尽管有起义后加入新政权公安队伍的经历,终究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

但他从心底里对这个判定是拒绝的。

我那时虽小,也能感觉他们是硬着头皮填上“职员”这样不门不类的名称的,既踌躇不定,也胆战心惊。

我没见过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样子,他们在我记事前都已过世;因为家里都有田地,皆为地主成分。

我隐隐约约感觉父母填成分时在欺瞒,也知道就家庭出身而言我们实在与一脸自豪的“工人、贫农”那样红五类的同学相比矮半截,所以每次我都是怯生生的把填有家庭出身的那张纸,塞在一叠表格里头,想蒙混过去。

家庭出身还是极大的刺激了我。

红小兵是集体批发加入的,却还是刻意的拉下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我。

我哭得跟打湿的棉花团似的,非常委屈。

初中入团屡屡看着老师怜惜的眼神过不了关,姐姐哥哥也因此下放农村抽不上来,更无法当兵、推荐上大学。

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片红的年月,我在那么小的年龄就遇到了人生第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该是红的一部分?我们也是黄皮肤为何被强制涂抹为黑色?

我见过同学家里有个老人像,一个瘦瘦的戴着瓜皮帽那样的形象,据说原是秀才。虽是画像,眼睛很锐利的盯着你。

他的家庭成分栏里填的是“自由职业者”,我弄不懂意思便问父亲,他沉吟了半天,竟说出了“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样的经典语录。

我因此就对“自由职业者”感觉很神秘、很向往。“职员”和“自由职业者”与工人、贫下中农的不同类别,让我与那位同学的关系也天然的近了一层。

多年以后,若论饭碗的经济价值来说,贫下中农排最后;职员被白领取代,排在蓝领工人前面;而自由职业者则以老板的称谓最靠前。

可疑的家庭成分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感到被分门别类的伤心。

我后来选择以读书成绩门门好来去赢得老师的欢心、同学的瞩目,就是试图去改变家庭成分对我的负面认定。

说不清楚它最终形成了抗争心还是讨好型人格。

那个时段正是国内忆苦思甜的高潮。

蚌埠不长的一段大马路,几个地方的橱窗里都有控诉四川恶霸大地主刘文彩的泥塑,大斗进小斗出,翘着二郎腿叼着长杆旱烟袋的嚣张。

造型和技巧并不怎么样。

倒是大塘公园湖西的那一排,颇得我的喜爱,一堵长墙的橱窗里,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眼睛放个什么珠子做的,竟然有眼光。

二三十年后有人要给刘恶霸翻案,说他是大善人,灾年接济穷人;家里水牢不是关人用的。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平反的。

对错不论,他那付坏样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你想要把我们少得可怜的童年影像最鲜明的一幅抹去么?

那时最常听的歌就是“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天天霸着银幕的八个样板戏,大部分都有老百姓受苦受难的篇幅。

也有疑惑,比如白毛女家里过年要包饺子,李玉和喝米粥喝出沙子。想想,也不是那么悲惨呀;那时我们家里的米也要筛,里面尽是小石子;也是过年才能有顿饺子,吃到肚子滚圆。

大搞忆苦思甜教育更是奇幻,日子已经那个样子了,我们还得要充分认识到目下的无比幸福。怎么去认识?与旧社会劳苦大众进行对比,弄个反差出来是必须的。

“万恶的旧社会”是个定性;而“旧”指什么时段却很模糊,反正得有地主、资本家,得有警匪兵。

实践方能出真知,学校叫我们这些小娃娃吃“忆苦饭”。

我敢说我们的老师没有一个是真正在旧社会吃过这样的“忆苦饭”的,证据是他们几个在办公室商量什么是忆苦饭,意见还相当不一致。

最终讨论出的饭谱是,到华盛街菜市场找那被人丢弃的烂菜叶,特地寻来一袋子豆渣,拌些杂面糊弄,决不放油盐。

老师们辛苦探索出的“忆苦饭”你就得吃,为了表达与旧社会劳动人民同根同苦,你还得大口大口的吃。

几个老师都站在你身边,吃得越多,表情越正确,得到她们的赞许也越多。

可怜我们这帮十岁左右的娃娃,本来在家油水就不多,加之这无油无盐的豆渣、糟糠团子实在是难吃难咽,还得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好吃表情,真真是太难为宝宝们了。

班里有个女孩吃了一点点便呕吐不止,再不肯吃,死活就不吃,哇哇大哭的闹,老师也苦笑着无法。

她让同学蔑视了许久。

我倒是很羡慕她,吃的“忆苦饭”在肚子里像块石头一样堵,翻腾的味道真是难受。

老工人、老农民来学校忆苦是我们必修的活动课。

一般都是身上有被狗地主的恶狗咬的疤痕,捋出来引以为据。撩起衣服露出来的时候,满场轰动,都争着挤着看个究竟。

碰到疤痕大的,大家啧啧惊叹:狗地主够狠的。要是小了些,就有人不屑、不满:就那点,跟猫爪子挠的似的,比上次的差远了。对他忆的苦,就打折扣。

我今日想,这事蹊跷。

小时在怀远乡下被小姨家的土狗追着咬过,它扑上来结结实实的冲那肉最多的屁股就是一口,到现在还有牙印子。

为什么他们的疤痕都在腿上、胳膊上呢?莫不是那些狗会避肥拣瘦?

上边在忆苦,下面就得呼应,而且要跟着情节哭。

因为听多了会麻木,加之有些讲述缺乏情节吸引,只是怒骂式的概述,又不会煽情,就出现流不出眼泪的情况。

这是非常难堪的事情。

你会担心别人说自己没有阶级情,只好低着头做抽泣状,有声而无泪。

听着别的同学嚎啕大哭心里真是无比羞愧。

我对“装模作样”的深刻理解,就是从忆苦装哭开始的。

十几年之后,再见到那几个号啕大哭者,严厉追问,方知也是假牙居多。我们那么小的年纪,就在学校里学会了“装模作样”,大家都感慨万分。

我们身边的人物也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我见过一位被定性坏分子家庭成分的同学的妈妈,是个很干净很温和的女人,头发一丝不乱的梳着,看着我,投给的目光比我娘还要温暖;每次到她家,都会拿出好吃的东西给我。我的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职员”父亲,几乎是没一点脾气,买菜、做饭、上班、习书画,脸上经常很满足且稍有些谦卑的笑着。

当有人揭秘当年全国知名的狗地主刘文彩其实是个慈善家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是;正如今天致富的群类肯定不全是靠假冒伪劣、贪赃枉法发家的。

历史的翻转已经惩罚了被淹没在浪涛里的人群,我们为何还要给其子嗣贴上耻辱的标签,搞代代被定性的血统论?

中国人在文革以及之前的某一段时期,一直生活在人与人之间不同阶级就要斗争的社会里,从来没有实现过新旧社会转换中的民族大和解,反而在制造与强化阶级仇恨意识。

六零年出生的我们,没有受过狗地主、资本家的欺压,但被培养出了仇恨感情;根本没有明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咋个走法,看着义愤填膺的群众把市委、市政府砸了,主要负责人给揪了,那么小都感觉心里很痛快。

昨天你还贴别人治别人,今天你就被贴标签了。

我后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被贴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的标签,但被排斥的阴影一生都在我心底伴随。

那年月被身份认定更为困扰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那些无端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他们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位置,文革的错乱带给他们的实在不比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要少。

想是这样想,我好像就始终没能从阴影里彻底走出来。我带学生那么多年,对那些已经被贴上标签的所谓差生格外的好,我管学校把一个著名雕塑家“人生是可以雕塑的”拿来做校训,心底还是存有那种被认定的痛楚。

这一辈子,至少在我能影响的范围内,很努力的去抵御它,绝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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